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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否定论

来自大巴扎百科

气候变化否定论（Climate change denial，或称全球变暖否定论）是科学否定论的一种形式，其特征是拒绝、不承认、质疑或对抗有关人为全球变暖的广泛证据（这些证据已促成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宣扬这种否定论的人通常使用修辞策略，在根本不存在科学争议的地方制造出存在争议的假象。[1][2] 气候变化否定论的常见表现包括：对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影响提出不合理的怀疑；或者在夸大缓解气候变化成本的同时，淡化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3][4][5] 在较小程度上，当人们接受科学事实却未能将其与自身的信仰或行动相统一时，气候变化否定论也会呈现为一种隐性否定。[4] 多项研究将这些立场定性为否定主义、[6]伪科学、[7]或政治宣传。[8]

许多在科学界已成定论的议题（如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负责），在政治或经济动机的驱使下，依然面临着被淡化、忽视或否认的企图——学者和科学家将这种意识形态现象称为“气候变化否定论”。气候科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家）曾报告指出，他们受到来自政府和石油工业的施压，要求其对研究成果进行审查、压制或隐藏科学数据，并被下令禁止公开讨论该话题。外界已证实，化石燃料游说集团在公开或暗中支持那些旨在削弱或抹黑气候变化科学共识的行动。[9][10]

工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会组织各类活动，以破坏公众对气候科学的信任。[11][12][13][6] 在美国，气候变化否定论常与化石燃料游说集团、科赫兄弟、工业界倡导者、极端保守派智库以及极端保守派另类媒体联系在一起。[8][14][6] 超过90%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论文都出自右翼智库。[15] 气候变化否定论正在破坏旨在采取行动或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并对气候变化政治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13][6]

早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就基本与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观点相一致。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各大石油公司开始组织一场广泛而系统的气候变化否定运动，向公众散布虚假信息。这一策略常被拿来与烟草行业针对吸烟危害的系统性否认相提并论。事实上，其中一些活动的操盘手正是当年散布烟草行业否定性宣传的原班人马。[16][17][18]

术语演变

“气候变化否定论”指的是对全球变暖的速度和程度的科学共识、其重要性，或其与人类行为之间联系的全部或部分否认、驳回或质疑。[13][4] 气候否定论是科学否定论的一种形式，有时也以伪科学的形式呈现。[19][20] 如今，“气候怀疑论者”或“逆向主义者”（contrarians）等词通常与“气候变化否定者”表达相同的含义，尽管否定者本人通常为了混淆视听、掩盖其真实意图而拒绝被如此称呼。[21]

这些术语的使用在学术界曾有争议：大多数积极拒绝科学共识的人使用“怀疑论者”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自居，只有极少数人表示更愿意被称为“否定者”。[4][22] 然而，“怀疑论”一词在此处属于误用，因为科学怀疑论本就是科学方法论的内在组成部分，要求不断提出质疑。[23][24] 鉴于这种混淆，“气候变化否定论”如今已比“怀疑论”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25][4]

在学术文献和新闻报道中，“气候变化否定论”及其支持者“否定者”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描述性术语，并不带有贬义色彩。[4]

这一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演变并确立。到1995年，“怀疑论者”一词被专门用于指代少数公开反对科学共识的人。这小部分科学家倾向于在公开声明和媒体上发表观点，而非与科学界同行进行严谨的学术交流。[26][27] 记者罗斯·盖尔布斯潘（Ross Gelbspan）在1995年指出，工业界聘请了“一小群怀疑论者”，发起了一场“持续且资金充足的否定运动”以混淆公众视听。[28]

2014年12月，怀疑论究探寻委员会（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发表公开信，呼吁媒体在指代气候变化否定论时停止使用“怀疑论”一词。公开信区分了“作为科学方法基础”的科学怀疑论与“在没有客观考量的情况下先验地拒绝观点”的否定论：“并非所有自称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人都是否定者。但几乎所有的否定者都虚伪地给自己贴上了怀疑论者的标签。由于纵容了这种用词不当，记者们实际上赋予了那些拒绝科学探究的人以不应得的信誉。”[29][30]

在明确的拒绝之外，当人们在口头上接受科学共识却“未能将其转化为行动”时，也会表现出“隐性否定”（implicit denial）。[4] 这种类型的否定论也被称为“软性气候变化否定论”（soft climate change denial）。[31]

分类与策略

科学否定论（含气候科学否定论）的5个主要特征
气候虚假信息通常归入以下类别：
● 全球变暖并没有发生。
● 全球变暖并非人类所致。
●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坏。
● 气候解决方案行不通。
● 气候科学不可靠。[32]

2004年，德国气候学家斯特凡·拉姆斯托夫（Stefan Rahmstorf）描述了媒体如何制造出气候变化在科学界内部仍存争议的误导性假象，并将此归因于气候怀疑论者的公关手段。他将气候怀疑论者的主要论点梳理为一套分类体系，该模型随后也被广泛用于定义气候否定论的分类：[33][34]

  1. 趋势怀疑论/否定论（声称没有发生明显的变暖现象）：由于变暖现象目前连外行都清晰可见，这类群体正在逐渐消失。他们通常声称气象站测得的变暖趋势是由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的伪影。
  2. 归因怀疑论/否定论（承认变暖趋势，但声称这是自然原因而非人为造成）：其中少数人甚至否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是人为的，他们声称二氧化碳是通过自然过程从海洋中释放的。
  3. 影响怀疑论/否定论（认为气候变化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例如他们会鼓吹“高纬度地区农业可能会因此扩张”。
  4. 共识否定论（后来补充的类别）：质疑主流科学界对人为气候变化存在共识的人。

克里斯·霍夫纳格尔（Chris Hoofnagle）和马克·霍夫纳格尔（Mark Hoofnagle）将该语境下的否定论定义为：使用修辞手段“在根本不存在辩论的地方制造出存在合法辩论的假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拒绝一个在科学界已达成共识的命题”。这一过程通常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策略：[1][35]

  1. 指控科学共识是伪造数据或压制真相的阴谋（即气候变化阴谋论）。
  2. 引入“伪专家”，或那些与既有知识体系格格不入的个体，借此边缘化或贬低发表过相关著作的真正专家。类似于当初烟草与健康问题上被刻意制造的质疑。
  3. 证据挑拣（采樱桃谬误）：专门挑选非典型甚至已被淘汰的论文。
  4. 对研究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宣称只要存在任何不确定性，整个领域就完全无效。
  5. 使用逻辑谬误。

针对特定气候科学领域的质疑

《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NCA4，2017年）包含的图表，直观说明了为何人为因素（而非各种被调查的自然因素）是目前观测到的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36]
气候变化否定论者的公关活动经常将科学家描绘成对全球变暖存在分歧的状态，但来自各科学组织的数据集显示，1880年以来的四个长期数据集的成对相关性至少达到了99.29%。
气候变化否定论反对有关人为气候变化科学共识的学术研究结果。事实上，科学共识水平与该学者在气候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呈显著正相关。[37]

某些政客和气候否定团体辩称，因为二氧化碳（模板:CO2）只是大气中的痕量气体（占比约为0.04%），所以它不可能引起气候变化。[38] 但科学家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知晓，即使是如此微小的比例也会产生显著的温室效应，如果比例翻倍，将导致气温大幅上升。[21]

一些团体和著名否定者（如威廉·哈珀）认为存在一种“温室气体饱和效应”，会显著降低排入大气中的新增气体的变暖潜力。虽然某种形式的饱和效应确实存在，但主流科学界的研究证明，这种效应对整体全球变暖的影响微乎其微。[39]

气候否定文献经常建议我们应该等待“更好的技术”成熟后再应对气候变化，因为到那时成本会更低、效果会更好。[21] 这种认为技术创新（而非广泛的社会变革）能够自行提供解决方案的信念，有时被称为技术乐观主义（techno-optimism）。[2]

夸大潜在的非人为原因

气候否定团体经常将变暖趋势归咎于自然变异（如太阳黑子和宇宙射线）。[21]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自然变异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人类活动与之几乎无关。然而，现代气候模型早已将这些自然因素纳入计算范畴。科学界的共识是，单纯的自然因素完全无法解释目前观测到的急剧升温趋势。[21]

夸大存在缺陷的研究

2007年，中心地带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发表了一篇题为《500位科学家的研究反驳了人为全球变暖恐慌》的文章，作者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食品政策分析师丹尼斯·T·阿弗里（Dennis T. Avery）。该名单一经发布便立即遭到强烈质疑：文章严重曲解了许多被引研究的结论，并引用了早已被学术界抛弃的过时和存在严重缺陷的研究。名单上的许多科学家（至少45位）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列为了“共同作者”，他们纷纷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该名单中删除，并公开表示不同意该文章的结论。然而，中心地带研究所拒绝了这些要求，狡辩称科学家们“在法律或伦理上均无权要求从与其观点不合的研究人员编制的参考书目中删除自己的名字”。

质疑 IPCC 报告与流程

否定者通常会集中火力攻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工作程序、特定科学家或摘要部分，而尽量避开对完整报告内容的直接讨论。

2008年12月10日，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少数党成员在美国参议院最直言不讳的全球变暖否定者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的领导下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该报告总结了对IPCC持有异议的科学观点。但关于该报告中列出的人数、他们是否真的是科学家，以及他们是否真的支持报告中所归属给他们的立场，外界提出了大量质疑。英霍夫甚至声称“IPCC的部分程序类似于苏联式的审判，事实是预先设定好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压倒了技术和科学的严谨性。”

制造对科学出版程序的怀疑

更广泛的议题：学术出版中的利益冲突

部分气候变化否定者大力宣扬阴谋论，指控科学共识是一种幻觉，或者声称气候学家之所以对不断变化的气候发出过度警告，纯粹是出于他们自身获取科研经费的财务动机。[21][40] 这部分人断言，气候科学论文的同行评审过程已被那些试图压制异见的科学家所腐蚀。[41]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此类阴谋论。事实上，气候科学中使用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是完全公开的，这直接反驳了所谓科学家故意隐藏数据或阻挠审查的指控。[21]

在2009年的气候研究中心电邮争议（即所谓的“气候门”事件）中，气候否定者声称研究人员在出版物中伪造数据并压制批评者，以获取更多纳税人的资金。随后，八个独立的官方和学术委员会对此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深入调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均一致认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数据造假或学术不端行为**。[42]

“微温派”或“怀疑论”立场

2012年，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发表了散文《气候变化与微温主义者的抚慰信息》。[43] 他将“气候微温派”（luke-warmists）定义为：“那些表面上接受气候科学主体框架，却以一种威胁性最小的方式去解释它的人：他们极力强调不确定性、淡化危险，并主张采取极其缓慢和谨慎的反应。他们大多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对于气候科学暗示必须进行的社会结构性变革感到焦虑。”

拖延气候变化缓解措施

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缓解的经济学 | 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
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许多国家的公众大幅低估了科学家对“人类导致气候变化”这一事实的共识程度。[44]
研究发现，80–90%的美国人低估了公众对主要气候缓解政策的支持率。虽然实际上有66–80%的美国人支持这些政策，但美国人自己估计该比例仅为37–43%。研究人员将这种错觉称为“虚假社会现实”，即多元无知的一种形式。[45]

随着直白否认全球变暖的存在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否定者的内容策略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转而声称气候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全球变暖是无害甚至有益的，或者指责环保运动本身是不可靠的。[46]

《科学》杂志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反对气候政策的论调正经历一场“从彻底的怀疑论转向修辞手法的改变”，作者将此称为“新怀疑论”（neoskepticism）。新怀疑论者不再直接否认全球变暖的存在，而是“质疑风险的严重程度，并断言减少风险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47] 加文·施密特将新怀疑论称为确认偏误的一种形式，以及总是将“某个合理预测范围内的最低下限奉为真理”的倾向。新怀疑论者总是偏向于破坏性最小的预测和最消极的政策，以此来忽视或误解与全球变暖相关的全方位风险。[48]

心理学因素

参见：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气候心理学 | 气候变化否定论的心理学

2024年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仅仅是重复一次某个断言，就足以提高人们对其“表面真实性”的感知——无论是符合主流气候科学的论断，还是气候怀疑论/否定论的论断。研究人员指出，这凸显了“重复洗脑潜移默化的毒害作用”，因为这种效应甚至在公开支持气候科学的人群中也被检测到了。[49]

与其他议题的联系

与右翼民族主义群体的联系

参见：生态法西斯主义 | 右翼反科学

有学者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可能与某种民族主义世界观发生冲突，因为气候问题在单一国家层面上是“无解的”，它必须依赖国与国之间或地方社区之间的集体行动。因此，奉行民粹民族主义的政治派别往往更倾向于拒绝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50]

尽管气候变化否定论在2021年左右曾一度显现衰退迹象，但一些右翼民族主义组织随后采用了一种名为“环境民粹主义”（environmental populism）的新型变种理论，主张“为了排斥移民，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只能专门保留给其现有的本土居民”。[51] 其他右翼组织炮制了虚伪的“绿色派系”，荒谬地断言来自贫穷国家的难民造成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因此应当将他们彻底排除在外。[51]

保守派观点

在许多国家，导致气候变化否定论的核心世界观之一，是对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盲目崇拜。[52] 所谓的“公地自由”（即公地悲剧），或在自由企业制度下毫无节制地将自然资源作为免费公共物品进行掠夺的自由，严重破坏了重要的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因此，与这种世界观利益深度绑定的人，其行为与支持气候变化缓解的立场呈现出强烈的负相关。[52] 政治世界观在环境政策行动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自由派倾向于聚焦环境风险，而保守派则死盯着经济发展的短期红利不放。[53]

对2001年至2010年间十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美国的保守派白人男性否认气候变化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美国人群。更为讽刺的是，在保守派白人男性中，那些“自认为非常了解气候变化”的人，反而更容易成为死硬的气候变化否定者。[54]

历史溯源

参见：气候变化科学史 | 气候变化政策与政治史
在20世纪70年代的同行评审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人为全球变暖”，而非所谓“即将到来的冰河时代”或“全球变冷”。这直接驳斥了否定者编造的“科学界后来推翻了其早期共识”的谎言。[55]

美国化石燃料公司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清楚地知道全球变暖的真相。1966年，一家名为“烟煤研究公司”的煤炭行业科研机构就发表过明确的发现报告：如果当时煤炭消费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大气层的温度将会上升”，并导致“两极冰盖融化，进而导致纽约、伦敦等许多沿海城市被淹没。”[56] 尽管其内部工程师承认行业只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严格环保法规“争取时间”，但该行业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仍在公开场合厚颜无耻地宣扬“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对地球是有益的”。[56]

自1989年起，由工业界注资的组织（包括全球气候联盟和乔治·C·马歇尔研究所等）开始疯狂散布怀疑论，这套策略完全是从当年烟草行业的手册中原封不动照搬过来的。[12] 随着主流科学界和新数据不断无情地击溃他们的学术论点，这些否定者立刻转向了政治阴谋论，开始对科学家的名誉进行人身攻击。[57]

照搬烟草行业的手册

参见：烟草行业剧本

2006年，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发表了一篇雄文，详细对比了由埃克森美孚资助的团体与当年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所采用的卑劣手段：如出一辙地对同行评审科学进行直接抹黑，以及处心积虑地在公众中制造虚假争议。[58]

淡化气候变化严重性的公关套路，完全照搬自当年的烟草游说集团。例如在1992年，当美国环保局报告将二手烟与肺癌明确关联时，烟草行业聘请了APCO公关公司，策划了一场臭名昭著的伪草根营销（astroturfing）运动。他们将公众的担忧描绘成所谓基于“垃圾科学”的无端恐慌。烟草公司的一份内部备忘录赤裸裸地写道：“**怀疑就是我们的产品，因为它是与公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事实’进行竞争的最佳手段。它也是确立争议的最佳工具。**”

到了90年代后期，烟草运动偃旗息鼓，但原本为烟草公司洗地的“健全科学促进中心”（TASSC）开始肆无忌惮地接受来自埃克森等石油公司的黑金。其网站成为了散布“几乎各种类型气候变化否定论”的邪恶温床。[58]

美国共和党的政治操弄

在全球西方世界的保守政党中，美国共和党是唯一一个在党纲层面公然否认人为气候变化的异类。[59]

1994年，根据一份被泄露的备忘录，共和党首席战略家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冷血地向党内高层建议：“你必须继续把‘缺乏科学确定性’作为首要问题来抓”，并通过“招募同情我们观点的所谓专家来挑战主流科学”。[12] 从2008年到2017年，共和党完成了一次惊人的历史倒退：从“争论该如何应对人为气候变化”，彻底退化为“争论气候变化是否根本就是个骗局”。[60]

特朗普谈海平面上升
“当他们说海平面在未来400年里会上涨——你懂的，八分之一英寸。这意味着，基本上你会拥有多一点的海滨房产，好吗。”
——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24年6月2日
（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预计美国沿海海平面将在未来30年内平均上升10至12英寸。）

在2024年，一项分析发现，美国众议院有100名众议员、参议院有23名参议员（占国会535名议员总数的23%）是公然的气候变化否定者，且**无一例外全部为共和党人**。[61] 2025年7月29日，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局长宣布，特朗普政府将撤销2009年的“危害认定”（endangerment finding），该认定原本从科学角度断定导致地球变暖的温室气体对公共健康构成了威胁。（注：“危害认定”是美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打击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与核心授权）。[62] 随后在8月13日，英国气候专栏《碳简报》（Carbon Brief）发布了一份事实核查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为支持撤销该认定而在7月23日发布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影响的批判性审查》一文中，至少存在100处虚假或误导性陈述。[63] 8月30日，85名气候专家联合发布了一份长篇反驳文件，逐一反驳了政府审查报告中的错谬。[64] 面临环境保护基金和忧思科学家联盟的法律诉讼，负责起草该政府报告的五人“气候工作组”于9月5日被解散。[65] 9月17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NASEM）发表了一份长达137页的白皮书，严正声明：“人为温室气体对当前和未来人类健康与福祉造成的损害，其证据已不容任何科学质疑”。[66]

科学家群体中的否定者

美国和新西兰气候科学家凯文·特伦伯斯（Kevin Trenberth）在气候科学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并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站在抗击气候虚假信息的第一线。[67]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描述了自己“与否定者和怀疑论者（甚至包括部分同行气象学家）的近距离交锋”。这些人包括：

  • 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他极具蛊惑力，但被同行批评为‘学术不诚实’”；林岑曾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气象学教授，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一直是个老牌的逆向主义者。[68]
  • 罗伊·斯宾塞（Roy Spencer）：“他屡次犯下低级错误，导致其推算出的温度趋势总是低于真实情况”。
  • 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他在气候工作和声明中的决定显然深受其宗教信仰的扭曲”。
  • 帕特里克·迈克尔斯（Patrick Michaels）：“长期与卡托研究所勾结，随着气候变化变得越发明显，他只能逐渐调整自己过去那些大放厥词的论调”。

舍伍德·B·伊德索（Sherwood B. Idso）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也是“二氧化碳与全球变迁研究中心”的主席，该中心长期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在1982年出版的《二氧化碳：朋友还是敌人？》一书中，他荒谬地声称二氧化碳的增加不会使地球变暖，反而会使农作物丰收，因此“应当予以鼓励而非抑制”。

威廉·M·格雷（William M. Gray）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大气科学名誉教授。他同意全球正在变暖，但他声称人类只需为此承担极小一部分责任，并断言这主要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69]

1998年，美国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俄勒冈请愿书》（Oregon Petition），这是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一份极具争议的文件。请愿书及附带的所谓“全球变暖证据研究评论”妄称：“由于二氧化碳增加，我们生活在动植物日益繁茂的环境中……这是工业革命赐予我们的一份美妙而意外的礼物”。[58] 《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的作者指出，塞茨和其他几位声名狼藉的科学家不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甚至在吸烟危害、酸雨、臭氧层破坏和杀虫剂等当今最重大的问题上，都一直在与科学证据作对并刻意散播混乱。[70]


游说团体与关联活动

1977–2014年间，（埃克森美孚的）各份内部文件将气候变化视为“真实且由人类造成”立场的百分比。[71]
■ 承认（折线表示包含合理怀疑）
■ 承认且怀疑
■ 合理怀疑
■ 怀疑

旨在反对环境法规的游说活动通常包含极其险恶的公关攻势：它们刻意制造关于气候变化背后科学依据的怀疑，并极力模糊科学共识与确凿数据。[8] 这些行为已严重破坏了公众对气候科学的信心。[6]

截至2015年，气候变化否定产业在美国依然拥有最为庞大和可怕的势力。[72] 气候否定团体的游说努力曾在美国1997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决议中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13]

政府层面的干预

据英国《卫报》报道，这“似乎是对讨论气候危机进行打压的最新事件”：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向美国能源部下达禁令，指示员工在公文中避免使用“气候变化”、“脱碳”、“可持续”、“排放”、“绿色”、“能源转型”、“清洁/肮脏能源”以及“碳足迹/二氧化碳足迹”等词汇。[73] 2025年1月，特朗普从政府网站上清除了所有提及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内容，并终止了多项以气候为重点的政府项目。[73]

化石燃料公司与私营部门

为了阻挠气候立法并抵制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化石燃料工业发起了一场长达数十年、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虚假信息攻势。他们否认气候变化，大肆散布对气候科学的怀疑论调。

对德克萨斯大学的一处埃克森美孚档案馆进行的学术审查以及对该公司前员工的采访表明，该公司表面上对气候变化的公开立场与其内部科学家的真实观点完全背道而驰。一份针对埃克森美孚气候建模预测的系统性评估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埃克森美孚在内部就准确且娴熟地预测了全球变暖的趋势；他们正确地驳斥了所谓“即将到来的冰河时代”的可能性，并极具前瞻性地估算了导致危险变暖所需的二氧化碳排放阈值。[74]

在1989年至2002年间，主要由美国企业组成的“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利用极具攻击性的游说和公关策略，疯狂阻击任何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并竭力对抗《京都议定书》。这些联盟主要由石油、煤炭和汽车行业的巨头和贸易团体注资。《纽约时报》披露：“就在该联盟拼命引导公众倒向怀疑论的同时，其内部的技术专家却早已发出警告，明确指出支持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是无法反驳的。”

2022年的一项研究追溯了一群财力雄厚的经济顾问的底细。从上世纪90年代到10年代，石油工业常年雇佣这些顾问，让他们使用极其偏颇的经济模型来“评估”各项气候政策的成本。这些模型刻意夸大预期的经济成本，同时完全抹除政策带来的生态与社会效益。这些所谓的经济分析成果随后被伪装成“独立学术报告”抛给公众，隐瞒了其背后其实是由化石工业赞助的事实。这项研究充分暴露了化石燃料工业是如何将经济分析“武器化”以阻挠气候政策的阴险伎俩。

对科学家的攻击与威胁

多年来，气候变化否定论者一直在对气候科学家迈克尔·E·曼恩（Michael E. Mann）的研究成果进行毫无底线的攻击。2024年2月8日，曼恩在针对那些诽谤其曲棍球棒图表（描绘北半球气温急剧上升趋势）的博客作者提起的诉讼中胜诉，并获赔1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此前，一名博主曾公然污蔑曼恩的研究是“欺诈”，尽管无数项独立调查早已证实了曼恩研究的绝对严谨性和有效性。[75]

在埃隆·马斯克于2022年接管Twitter（现称X）后，公司内负责确保可信内容优先级的高管被悉数开除。随即，气候科学家在平台上收到了来自否定者的雪崩般的敌意、威胁、骚扰和人身侮辱。[76]

2023年，不仅是气候科学家，连全球各地的气象播报员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骚扰。极右翼阴谋论者甚至污蔑气象学家“控制天气制造干旱”，或者指控他们“故意篡改气象图颜色来制造恐慌”。德国电视新闻机构 Tagesschau 警告称，这种针对科学传播者的定点网暴已成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全球现象。

为否定者提供黑金

调查记者披露，尽管石油巨头早在70年代就知道燃烧石油和天然气会导致气候变化，但他们依然在随后的岁月里斥巨资豢养了一大批所谓的“气候学者”。

例如，备受气候否定论者追捧的科学家威利·孙（Willie Soon），在2008年以来发表的至少11篇论文中隐瞒了严重的利益冲突。文件显示，他从埃克森美孚、南方公司、美国石油协会以及由科赫兄弟控制的基金会那里捞取了高达125万美元的所谓“科研赞助”。在面临质询时，他竟然狡辩称自己“从未受过金钱的驱使”。[77]

社会学家罗伯特·布鲁尔（Robert Brulle）对91个致力于反对碳排放限制的“气候反制运动”组织进行了资金穿透分析。他发现，在2003年至2013年间，“捐赠者信托”（Donors Trust）和“捐赠者资本基金”（Donors Capital Fund）这类不透明的基金会提供了四分之一的资金，而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是最大的收款方。研究证实，流向这些组织的“暗钱”（难以追踪源头的资金）正呈现爆发式增长。[78]

全球分布格局

不同国家的能源产业结构决定了气候否定论的流行程度。在能源行业由国家主导的国家，气候变化否定率远低于实行能源私有化的国家（在私有化体制下，资本游说集团能够轻易将怀疑论植入媒体和政策中）。

  • **巴西与法国**：巴西拥有极低的气候否定报道率（1-3%），因为其80%的电力依赖水力发电，且国营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垄断了化石能源市场。法国的情况类似，其高达80%的电力来自核电，使得石油和天然气游说集团毫无立足之地。
  • **英语国家**：拥有最高气候变化否定率的往往是英语国家。一项针对161项气候否定学术研究的综述发现，42%聚焦美国，20%聚焦英国，8%聚焦澳大利亚。[79]
  • **英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气候否定论输出国，其深厚的小报文化（如《每日邮报》、《每日快报》）与游说集团媾和，不断向民众灌输反对净零排放（Net Zero）的观点。前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甚至专门创立了所谓的“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以对抗气候运动。


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旨在削弱公众对气候科学信心的“制造不确定性”运动取得了极其恶劣的成效，成功拉低了全球（尤其是美国）公众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度，并为政府不作为提供了借口。

一项在2015年的研究指出：“与接触反驳信息的人相比，接触气候阴谋论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减少自身碳足迹的意愿。”[80] 这种刻意“制造科学争议”的战术，本质上是对客观真理的扼杀。

在美国，大众媒体（尤其是保守派媒体）长年累月地在气候科学报道中玩弄“虚假平衡”（false balance）的把戏——即让占科学界绝对少数（甚至根本不是科学家）的“否定者”与主流科学家在报道中享有同等的时间和版面，从而给公众造成一种“科学界对气候变化还存在巨大分歧”的致命错觉。

欧洲的情况

气候变化否定论也得到了欧洲多个极右翼政党的大力宣扬，其中包括西班牙的呼声党（Vox）、芬兰的极右翼正统芬兰人党、奥地利的极右翼奥地利自由党，以及德国持反移民立场的德国另类选择（AfD）。俄罗斯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推波助澜，通过传播气候虚假信息，试图将其归咎为“西方的阴谋”。

对否定论的回应

温度数据：来自各个科学组织的全球平均气温数据集在变暖的进展和程度上显示出不可辩驳的一致性。
因果关系：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是观测到的全球变暖的核心驱动力。
提供冰冷的数据和事实在促使人们采取气候缓解行动方面，远不如财务激励或展示其他人群环保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有效。
在美国，导致人们改变对全球变暖看法的最强因素依次是：民主党政治认同、亲眼目睹他人遭受气候变化影响，以及主动学习气候知识。

情绪在沟通中的作用

气候否定论“无法简单地通过理性推理来克服”，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理性的回应。试图通过说教式的辩论（比如强行补充一段缺失的科学信息，或提供纯粹的科学教育）往往收效甚微。一个陷入气候否定论的人，其立场通常根植于自身的情绪（特别是他们对未知社会变革的极度恐惧）。

学术界指出：“很明显，是对解决方案的恐惧，驱使了大量对科学本身的反对。”因此，在对话中照顾情绪因素，例如承认“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负有责任确实令人痛苦”，反而更有助于引导他们“从抗拒走向接纳，并最终采取建设性行动”。

迷途知返的否定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曾经头顶“气候怀疑论者”光环的名人开始公开承认科学，并转变了立场：

  • **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曾在2002年出版过攻击气候科学的著作，但在2005年承认：“任何仍然抱有全球没有变暖幻想的人都该清醒了。”
  • **杰里·泰勒**（Jerry Taylor）：曾在卡托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大肆宣扬气候否定论长达20年。后来在阅读了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的国会证词后深受震撼，最终浪子回头，甚至成立了专门劝说保守派接受气候真相的倡导组织。
  • **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怀疑论者》杂志出版人，在2006年审视了海量科学证据后宣布：“证明人为全球变暖的证据已经是压倒性的”。
  • **理查德·A·马勒**（Richard A. Mull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曾是气候科学的著名批评者。在亲自领导了一项由科赫基金会资助的温度验证项目后，他在2011年公开声明：“我得出结论，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且人类几乎是全部原因”。

法律反击

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诉讼

那些企图用谎言掩盖气候灾难的资本巨头，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清算。截至2024年2月，美国境内至少有32起针对化石燃料工业的诉讼正在进行中。这些诉讼要求巨头们承担巨额损害赔偿，理由是他们在明知气候灾难风险的情况下，依然恶意散布气候变化否定论。

2025年6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埃莉萨·莫尔杰拉（Elisa Morgera）发布了一份重磅报告，将气候虚假信息定性为阻碍全球行动的重大障碍。她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将“散布化石燃料虚假信息”列为**刑事犯罪**，并彻底禁止化石燃料游说集团的政治黑金与洗绿广告。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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